航空航天工业集中反映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军事、科研、工业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因此其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国防安全和民生进步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科技英语及相关翻译成为国际相关机构及学者研究的方向，航空航天科技英语及相关翻译作为其分支研究领域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在航空航天科技英语的汉译中，译者通过关联理论对相关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解释，从而使相关译文更加精确和畅达。

一、关联理论和航空航天科技英语

(一)关联理论

1975年，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初步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即人际交流所产生的对话均体现着合作原则的特征，包括数量、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范畴。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人们出于某种目的或利益考虑会故意违反相应的既定原则，以使听话人理解对话含义。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Sperber和英国学者Wilson[1]进一步发展了Grice的理论基础，根据认知科学和语言超符号的相关研究背景提出了关联理论的思想。

关联理论的核心为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2]。前者指在认知视角下，参与其过程的听话人通常趋向于分析并获取最大关联性话语，进行相关理解和解读；后者指在交际活动中，说话人通常趋向于对关联程度高的信息成分展开分析和阐述，以实现顺畅成功的交际为最终目的。关联理论将交际过程分为两方面，即“明示——推理”，涉及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对信息的发出、处理和获得，“所有明示的交际行为均应假设其自身拥有最佳关联性”[3]。

在关联理论视角下，语言交际中存在的语言环境可视为一个假设，产生于讲话人的思想之中，内容既包含所处语言和周围环境，又反映文化因素、思维习惯、预测判断和相互适应等，所有的相关因素都影响着话语理解的效率和结果。译者应主动把握在相关语境中话语的关联程度，根据交际双方的意图及期待进行相应处理。作为中间人，译者在完整准确理解说话人的语意之后，进行目的语的转换重组，通过关联理论中的“明示——推理”过程，努力扮演好源语听话人和目的语说话人的双重角色[4]。

(二)航空航天科技英语

作为科技英语的一门分支学科，航空航天科技英语主要侧重本领域内的航空航天专业知识，由于所涉事理条项繁多、篇章结构缜密、专业术语量大、数字单位复杂等因素，其汉译难度较大。译员在从事相关研究和实践活动时，首先应当大量积累航空航天科技领域的相关基本理论和前沿知识，整理归纳专业术语、词汇和常用表达等知识脉络，减少译者的主观臆断失误；其次，应当理清文本中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译文进行调整，使其符合目的语的行文习惯和结构，减少因机械照搬原文翻译而导致的翻译腔和翻译体；最后，应当认真校对和检查译文，保证结构完整、语法正确、逻辑统一、上下文术语和固定搭配选取一致，如发现相关问题须及时修改完善，加强翻译工作整个过程的质量监管，保证译文产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航空航天科技英语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被动语态多，叙述角度以第三人称为主，客观中立；时态多为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去时，时间区分度和限制性较小，具有历时性。例如，在介绍飞机起落架类型中，主语为“landing gear”，时态为一般现在时，描述其功能目的时使用“used for”的过去分词结构表示被动语态。

第二，专业术语多，主要为缩略语和缩略词。当受众是航空航天领域专业人士或缩略语(词)较常见时，这些词大多可不翻译；如受众为非专业人士或缩略语(词)较生僻时，应选择还原法进行相关翻译处理，消除交流和理解障碍。例如，ADG(空气驱动发动机)以及PWS(预测风切变系统)属于较常见的缩略语(词)，可不译；GHR(地面牵引用电继电器)以及IGVA(进气导向叶片作动器)属于较生僻的缩略语(词)，应进行相关翻译处理。

第三，单位和数字一般采用国际惯例书写，与汉语的表达差异较大，翻译时需要进行转换，译者应仔细辨别，小心处理，避免出现单位换算和数字表达等方面的低级错误。例如，倍数表达法中净增和含基数增加的区别，百分数、小数和分数的翻译，英译汉位数的转换以及表达的区别等。

第四，用词搭配特殊化现象多，包括普通词汇科技化、动词短语名词化、合成词汇专业化等。例如，普通词汇科技化的“warbird”(作战飞机)、“parasitic drag”(寄生阻力)，动词短语名词化的“reciprocating engine”(往复式动力机)、“oxidizing agent”(氧化剂)，合成词汇专业化的“flare-out”(滑行平飞)、“headrest”(头垫)等。